（一）
 
    一位国内葡萄酒界的“大腕”在微信上看了《中国经济周刊》刊发的一篇百利生本草干红创新上市的报道后，直接回复了两个字：“有病”。

    何为“有病”？或许有两层意思：一是“多此一举”，二是“冒犯搅局”。

    在葡萄酒的发展历史中，尽管不乏在葡萄酒蒸馏中添加花草成分的做法，比如至今依然存在的法国廊酒、法国修道院酒、意大利威末酒、捷克的国酒等等，甚至被归为“加香葡萄酒”一族。但是，似乎还没有谁像百利生这样敢在干红葡萄酒中直接添加中草药的。

    在一些红酒“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葡萄酒就是葡萄酒，不应该添加任何别的物质和成分，他们维护红酒纯洁性的态度是如此坚决，视一切添加了其他成分的葡萄酒为异类。如此来看，那位中国的葡萄酒界大腕，认为百利生的做法“有病”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这个世界的生态是如此的丰富而复杂，没有哪一个物种和领域是单一存在和发展的。酒类如此，葡萄酒类也是如此。

    况且，严格来说，往葡萄酒里添加中草药并不是百利生的首创。据清代皇家医案记载，清雍正年间，来自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地之一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罗怀中，就曾经为雍正皇帝进献了三款他自己用中草药配置的“西洋葡萄药酒”。再说了，既然白酒能够与中草药炮制成药酒，为什么葡萄酒就不能与中草药融酿成养生保健酒呢？

    （二）

    中国的红酒消费人群大致有三类，一类是纯洁红酒派，像那位大腕一样，把红酒视为天之甘露，特别注重红酒的口感和乐趣，坚决维护红酒的纯洁性；另一类是把红酒作为酒水消费的一个补充，对红酒的口感虽然看重但要求不是很苛刻；第三类看中的是红酒的养生保健功能，认为红酒是一种很好的低酒精度饮料，常喝会对身体带来诸多益处。

    而在西方，第一类和第三类消费群体都不是很多，西方人只是简单的把红酒作为快乐的酒水消费体验，这是与中国红酒消费市场不同的地方。

    百利生创制本草干红的思路，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中对红酒健康价值有期许的那部分人群，这一点也得到了外国同行的认可。

    在2014年北京TOP WINE 国际红酒展上，世界著名葡萄酒产地——西班牙阿尔孔德（Bodegas Alconde）葡萄酒业的代表鲁本•埃切维里亚说，“如果说这款酒（百利生）里面有中草药成分，我认为那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做法。”他说，他非常能接受在葡萄酒里添加草药。“西班牙也有很多草药和健康食品，它们是好东西。”
 
    范凯奇先生是法国奥堡睿世家酒业的创始人，在品味过百利生本草干红之后，他说，“我觉得这款酒很合我的口味，有一种泥土和青草混合的味道，我感觉到了大地的味道。”当百利生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是一款添加了中草药的葡萄酒之后，他惊奇地说，“还有其他什么味道吗？没有吧？要不是你告诉我里边有草药成分，我真的没有尝出来。”范凯奇也认为，在葡萄酒里添加中草药，从健康角度出发也是一个方向。

   （三）

    近十年来，进口红酒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它们携“历史”、“品牌”、“口味”的优势，冲击着中国的红酒市场。在这种强大的攻势面前，中国红酒产业该如何突破重围，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课题。

    不必否认，西方的红酒文化自成一脉，但是，也应该看到中国市场与西方市场相比，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中国的消费者对红酒的理解和消费红酒的文化形态，并不完全是西化的，如何开发更多的适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应是中国红酒企业的使命。

    17世纪中期，当法国的葡萄酒专家唐培里侬（Dom Perignon 1638-1715 年）被派往香槟地区，研究解决防止葡萄酒瓶内起泡现象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竟然促使他设法在葡萄酒中增加更多的起泡，今天举世闻名的“香槟”气泡酒由此诞生。

    在中世纪，法国香槟地区就有静止酒和微泡酒生产，但是“起泡”一直被视为葡萄酒的缺陷。因为在酒窖中，瓶内的泡泡常常导致酒瓶爆裂。唐培里侬就是被派来解决葡萄酒瓶内这种泡泡所带来的危险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开创了一种香槟酒的酿造技术。

    知古而鉴今，谁又能说，如今的百利生把中草药与红酒相融酿，不是又一种产品创新呢？！
 
    话题重新回到那位专家的质疑上来：做本草干红是“有趣”还是“有病”？百利生酒业总裁吴新芳说，“健康养生又好喝，是本草干红的追求。百利生是更养生的红酒。西方红酒文化值得尊重，中国的本草养生文化也可以大胆走出自己的新路，洋为中用，中西合璧完全可以成为红酒发展的现实。”

    或许，“有病”本来就是一些创新者的通病，不疯魔，不成活，循规蹈矩者是闯不出一片新天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