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纪末叶，由於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从欧洲经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欧亚新航路，十六世纪以后中西海上交通日趋频繁，一大批天主教教士也随着海上贸易的舰船纷纷来华传教。明清两朝的皇帝对这些来自西方的“高知”们采用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允许他们有条件的传教背后，看重的则是这些传教士所拥有的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学、天文学、历学、地理学、生物学、医学、美术、建築等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这些传教士中的佼佼者，还有幸被召入宫，专职服务于朝廷。郎世宁和罗怀中就是这些服务于清廷的传教士的代表。

清朝御用画师郎世宁由于清宫题材电影的普及，已经广为人知，而与他同为意大利同乡，同为传教士，同为清廷服务的罗怀中的名字却很少有人提起，更不用说他曾有过的一些创举了。

罗怀中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位优秀外科医生和药剂师，他和郎世宁同是罗马教会精心选拔派往中国传教的一流人才。康熙五十三（1714）年三月他们离开欧洲，同年八月抵达印度；在印度呆了一年之后，于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离开印度，七月十九日到达澳门。

郎世宁和罗怀中来华的目的，是直接服务于清朝皇室。作为虔诚的天主教修士，他们渴望以自己的技艺来影响清朝的皇帝，影响中国的上层社会，将天主的光芒普照这块神奇的土地。

康熙皇帝曾有两次接触西医西药的亲身经历，一次是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献上的奎宁药治好了康熙的疟疾；另一次是同为法国传教士的罗德先晋献的葡萄酒，疗好了康熙严重的“心悸症”。这两次经历让康熙对来自西方的医术颇为信服。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当广东巡抚杨琳向皇上具折奏报罗怀中和郎世宁到了广东，康熙即刻颁旨：“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罗怀中和郎世宁抵京后，住在今天王府井北头的天主教东堂，并马上受到康熙的册封。郎世宁成为御前画师，罗怀中则进太医院，被封为“扈从医师”，特许“内廷行走”。

从康熙五十四（1715）年来到中国，到乾隆十二（1747）年正月去世，罗怀中在中国足足呆了32年，经历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王朝。雍正末年，罗怀中因与其他王子的交往令雍正反感而被逐出皇宫，乾隆十二年病逝，享年68岁，罗怀中把他自己半生的时间都留在了中国。

罗怀中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皇亲国戚，平时他也交际王公贵族。史料记载，他“生活纯洁，医术精良……居京三十年，不断为教内教外人尽力。”朝中的王公大臣、达官贵人，也非常敬重罗怀中，只要有病就请他诊治。病好以后，给钱给物，让他去买自己所需要的药物。罗怀中本人还不好意思要，他是怕人家不高兴才偶尔接受这些馈赠。

多年的太医院经历，使罗怀中也接受了中医药文化，其精湛的医术深得皇室信任。罗怀中为中国做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将西方的人体解剖学带到了中国，二是他首次尝试了将西方的葡萄酒与中国的中草药相融合，配制出了有史以来第一种“葡萄药酒”。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雍正起居注》记载，雍正十一（1733）年七月初六日，罗怀中呈献给雍正皇帝三张“西洋葡萄药酒”的配方说帖，这三种植物配方的葡萄药酒分别是：“罗斯马丽诺葡萄药酒”、“肉桂葡萄药酒”和“桃仁葡萄药酒”，罗怀中在说帖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植物配方葡萄酒的草药用法用量以及制备方法。

那么，洋御医罗怀中是怎样想起要为雍正皇帝制备“西洋葡萄药酒”的呢？

据史料记载，雍正皇帝自登基后没多久，便开始网罗炼丹的道士在圆明园炼丹，痴迷修道以保长寿。服食丹药，在雍正看来是可以“养生续命”的，然而，这种“服丹进补”的行为，在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并受过文艺复兴以后逐渐兴起的西方近代医学熏陶的罗怀中看来，则是荒诞虚妄的。当时太医院负责供给皇帝炼丹的物料，而行走于太医院的罗怀中，恐怕不能不知道炼丹所用诸种贵金属对人体的危害。

传教士罗怀中面临着取悦雍正以换取宽松的传教环境的实际需求，也面临着从医学角度，纠正雍正荒唐做法、戕害皇帝身体的“服食丹药”的行为。那么，对于自负且有点走火入魔的雍正，也许只有“养生续命”的由头能令皇上感兴趣了。历史给了罗怀中一个机遇，这位既精通西医又略懂中医的罗怀中便有了一个大胆的创制。

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制备本草配方的养生葡萄药酒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一是，中国历史上无论是食疗还是药疗的药酒，都是由白酒浸泡而成。白酒较高的酒精度是药物有效成分溶出的溶剂，而葡萄酒酒精度较低，若直接用葡萄酒浸泡草药容易变质，所以，制备需要一定的技术。二是，雍正皇帝是一个生活品位很高的人，南怀瑾曾评价雍正是一位“文学词章并不亚于任何一位翰林进士，谈禅说道，并不逊于禅门宗师”的奇才皇帝。与雍正相处十余年的罗怀中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制备的本草葡萄药酒必是品质上佳的精品，方能博取圣上的欢悦。况且，罗怀中专为雍正配制西洋葡萄药酒责任重大，稍有差池，则会以“大不敬”论罪的。

既然如此，罗怀中为什么还敢于冒这样大的挑战和风险呢？追踪历史的蛛丝马迹，可以还原当时的一些时代背景。

首先，葡萄酒已被被清朝的王室贵族和达官贵人认可是一种“滋补上品”。这个科普的成果应该归功于雍正的父亲康熙皇帝。康熙由于领略过葡萄酒带给自己的好处，曾借表彰西洋人进献葡萄酒一事，肯定传教士忠君并为清廷效力的行为：“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补之物，高年饮此，如婴童服人乳之力。谆谆泣陈，求朕进此，必然有益。朕鉴其诚，即准所奏，每日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每日竟进数次。朕体已经大安，伊等爱君之心，不可不晓谕朕意。”

康熙四十八年皇帝甚至向全国颁发谕旨征酒，传教士们和各省官员闻风而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仅江浙的传教士就向康熙皇帝进献了100多瓶葡萄酒。史载“雇包程骡子，星夜送来，不可误了时刻”。一时间，西洋葡萄酒贵为稀世之宝，成为皇室上层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后续进贡的葡萄酒就更多了。在康熙眼里，犹如“母乳”一样的西洋葡萄酒是大补的酒品，加上康熙一生都对白酒索然寡味，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罗怀中用葡萄酒尝试配制本草葡萄药酒，自然有其合理之处。

其次，罗怀中是精通医学和药剂之人。据法国人费赖之所著《中国耶稣会士传记书目》的记述，罗怀中少年时代即从良师学习药剂，所以他对药用植物的属性应不陌生。十八世纪的欧洲，外科医生是拥有一流科学训练的职业，所以，说罗怀中“精通医理和药剂”应该并不过分。同时，罗怀中在御药房“行走”已经接近20年，太医院丰富的千年医典文献和本草药物实践，也拓展了罗怀中对中医药的认识和认同。

第三，罗怀中可能掌握葡萄酒的融酿技术。天主教与葡萄酒形影相随。有人统计过，《圣经》中至少有521次提到葡萄园及葡萄酒。《新约》记载，耶稣在纪念逾越节的晚上和门徒共进最后晚餐。席间，他将葡萄酒和面包分给大家，说道：“拿去喝吧，这是我为众人所流的血，也是上帝和人立约的血。”

天主教的修士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专家，当时最好的葡萄酒都是在天主教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出产的。天主教西多会的修士们甚至通过品咂葡萄园里的土壤来确定种植哪一种葡萄，这种专注精神成就了今天法国勃艮第地区成为世界最伟大的葡萄酒产区。从这点来讲，传教士罗怀中是有可能掌握一些葡萄酒的融酿工艺的。

从现存的历史资料来看，罗怀中制备的西洋葡萄药酒并不是将药用植物与葡萄一起发酵而酿造的产物，应该是利用现成的葡萄酒融浸了植物草药而成。但具体的融浸技术，现在已经无从可考。

虽然罗怀中制备的西洋葡萄药酒最终没能挽回雍正的生命，但当年罗怀中历史性的创新实验，却开创了中国养生本草与西洋葡萄酒融酿的先河。280年后的今天，北京百利生葡萄酒业继承了罗怀中的创新理念，通过现代科学酿造技术将中国的本草与西方的葡萄酒再次成功融合。百利生本草干红系列产品以其优秀的品质、良好的口感和比普通红酒更丰富的营养成分，满足了自古以来人们所祈盼的“养生续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