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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初闻草药配置而成的干红葡萄酒,随即摇头说,这能好喝吗?就和当年伦敦人坐在马车上目睹疾驰而过的蒸汽火车一样,认为这个“怪物”很快就得消失。

本草干红好不好喝,需要喝了以后再说。

如今很多人喝过本草干红了,要说喝得最早的人,则是雍正皇帝——你不要太惊讶。据《雍正起居注》史料记载,他算是享用西洋葡萄药酒的第一人。1733年七月初六,罗怀中进献雍正皇帝三款“西洋葡萄药酒”以及配方说贴,目的是为了给皇上“进补”。中国历史上用葡萄酒浸润草药成为一款区别于白酒药酒,可考据的,这是第一次。

事实上,中国人喝红酒的历史很长,在元朝达到鼎盛,后来由于明代蒸馏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倾向于白酒,红酒势衰。随着欧洲近代的崛起,它又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中。雍正的父亲康熙就非常喜欢西洋葡萄酒。康熙一生对白酒兴趣索然,也多次劝别人不要贪杯,但是对西洋传教士进献的葡萄酒,则大为赞赏,将其形容为“进葡萄酒几次,甚觉有益,饮膳亦加。”竟然诏书天下,索要葡萄酒。可以想见,当时的朝廷上下必盛行饮用葡萄酒。作为皇子的雍正,定然也近水楼台中享受了不少“恩泽”。他继位后沿袭喝葡萄酒的习惯就顺理成章了。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罗怀中会想出“葡萄药酒”进献。

(罗怀中与郎世宁来华后居住在王府井天主堂)

那么两百多年后,我们不禁要发问,罗怀中献给雍正的葡萄药酒到底好不好喝呢?让雍正自己来回答显然不可能,但是我们可以做合理的推测。历史学家德罗伊森认为历史思考探讨的是合理的东西而非真实的东西,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很能说过去了。

首先:雍正帝一定有饮用葡萄酒的习惯,这从当时的文献记载中不难发现。这样的话,他一定喝的是葡萄酒中的上品。当时中华帝国的GDP仍占据世界经济的近三分之一,泱泱大国风范仍存,物阜民丰,亚欧之间的航运也已发达,朝廷里存放一点上等的葡萄酒在情理之中。故此,雍正应该熟谙好葡萄酒的口感。

其次:雍正作为康乾盛世的中间人,虽然在位仅十三年,但称得上勤于政务,偌大的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从清史稿的记载看,也算文治武功的一代明君。其人也精通传统文化,诗书俱佳,具有深厚的文学和艺术修养。这类人都对饮食起居有着很高的要求,钟鼓馔玉精益求精。他一定能判断白酒、葡萄酒、葡萄药酒的口感差异。

最后:罗怀中是精通医学和药剂之人。据法国人费赖之所著《中国耶稣会士传记书目》的记述,罗怀中少年时代即从良师学习药剂,对药用植物的属性应不陌生。同时,罗怀中在御药房“行走”已经接近20年,太医院丰富的千年医典文献和本草药物实践,也拓展了罗怀中对中医药的认识和认同。并且天主教与葡萄酒形影相随。天主教的修士可以说是欧洲历史上最好的葡萄酒酿造专家,当时最好的葡萄酒都是在天主教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出产的。从这点来讲,传教士罗怀中是有可能掌握一些葡萄酒的融酿工艺的,至少是懂得甄选上等葡萄酒的。他发明的葡萄药酒是给皇帝的,若没有做过千百次的实验和品尝,得到充分的肯定后,绝不敢随意奉上。

(纪录与皇帝有关事情的《起居注》)

综上所述,雍正能喝到洋御医罗怀中进献的西洋葡萄药酒一定好喝!

可惜的是传说雍正死于服用丹药的重金属中毒,未能尽享罗怀中献上的西洋葡萄药酒,也没把“葡萄药酒好喝”的话带到今天。假如,罗怀中是进献给康熙皇帝呢?康熙笃爱东方文化,又对西方文明兴趣盎然,康熙尤其热衷促进医学发展,想必,康熙会非常得意罗怀中的这个创举吧!
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但是,今天,百利生葡萄酒业专注于发展中国本草红酒事业,将养生的本草与干红葡萄酒“冰融浸润”,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促成了中国传统养生与葡萄酒的珠联璧合,将健康营养指标全面导入养生红酒的评价体系,成为了消费者养生利命的一款好产品,据国家多家检测机构检测,百利生本草干红中原花青素含量居行业领先水平,白藜芦醇含量是普通红酒平均水平的数倍。

本草红酒甫一问世,即于多方品藻中屡获称颂。口感体现了其倡导的价值理念“圆融”。这体现在它口感的圆润,酒香与植物馨香的完美融合,以及其关怀生命倡导和谐的文化内涵。很多国际同行认可百利生的口感风味。西班牙阿尔孔德(Bodegas Alconde)葡萄酒业的参展代表鲁本•埃切维里亚、法国奥堡睿世家的创始人范凯奇先生、英国的资深葡萄酒评委尼古拉斯•安吉利等人均给予百利生以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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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壶

咖啡壶

110篇文章 8年前更新

咖啡壶,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从事过政策研究、外贸和新闻出版工作; 对葡萄酒品鉴、葡萄酒知识、葡萄酒文化和产业发展以及酒文化,有深厚兴趣和一定独立理解。目前从事本草红酒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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